八件小事
　　　　　　　　　　　　 ----- 1966 届高中毕业生 / 李强民

　　三十一中建校九十年了,对于三十五年前毕业的老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回忆可能会多几分隽永和深沉:母校的培育和熏陶无不使他们在面对困境时勇往直前,在面对顺境时脚踏实地,在面对挫折时知耻而后勇,在面对荣誉时温良恭俭让。
　　九十年了,三十一中培育出成千上万的人才! 杨振宁、邓稼先毕竟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除了这些佼佼者中的佼佼者以外,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甚至世界各地都有三十一中的儿女在勤勤恳恳地为祖国、为社会、为人类耕耘着。当母校九十大寿时,她的儿女的心是一样的。此时此刻,对母校的敬仰和爱戴像巨浪一样在每一位校友的心海里荡漾。那呕心沥血、高瞻远瞩的一代又一代的校领导，那燃烧过自己、照亮了人们的极富专业知识的一代又一代的老师，那忠于职守、勤勤恳恳的一代又一代工友，甚至于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在我们所有的毕业生的心目中,化成了令人们用无比虔诚的敬意去崇拜的、光照寰宇的偶像。
　　人老了,反而愿意回忆一些小事。

老校长被罚

　　六十年代初期的老校长是李瑞启,他读中学也是在三十一中,那时在学校北边围墙内有一棵大桑树,春天结了又紫又大的桑葚,为了吃到桑葚,少年的老校长早晨六点就上树了,正吃得来劲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校长拄着拐杖来到树下,原来他有大清早散步的习惯。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一个中国少年,一个英国老人；他们互相望着。少年的老校长心里扑咚、扑咚的。望了一阵,英国校长用不太纯正的中国话发话了:“八——点——钟——下——来！”
　　英国佬,真他妈够阴的!
(1960年我上初一时,白发苍苍的老校长亲述)。

唐大芬

　　上初二时,有一天我和姚敏趴在二楼的窗口看着操场,操场边站着李小雷,忽然姚敏对我说:“你喊唐大芬!”我以为是起李小雷的哄,就大声喊:“唐大芬!”李小雷一点反应都没有,但姚敏却说:“他看你呢!”
　　“没有呀。”我说。
　　“你再喊,快点儿!快点儿!”
　　我又声嘶力竭地对着李小雷喊:“唐——大——芬。”
　　姚敏说:“他又看你呢,唉,快进楼门口了。”
　　我扭头往楼门口一望,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在瞪我。再回头看李小雷却仍然没反应。
　　当我知道了教我们历史的唐老师名叫唐大芬时,她已经调走了。久久的,我为没能向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解释而耿耿于怀。
　　这个姚敏!

联欢会

　　我们上初中时,王学礼老师教我们数学,徐嘉教师教我们物理。他们能歌善舞,又年轻英俊。
有一年,忘了是谁了,让我参加舞蹈队,准备国庆晚会时在天安门广场表演。第一次练习时王学礼老师夹着教案来了他讲解这个舞蹈的背景时我真有点怀疑:数学老师怎么会跳舞呢?可能他已知道了我们的心理没讲几句就说:“我先跳一遍给你们看。”真是不识芦山真面目,王老师的舞步绝对是弹性、韧性、节奏性,三性俱全，潇洒轻盈，跳得我们心都飘起来了。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学了朝鲜舞和俄罗斯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化妆、第一次在手风琴伴奏下、在火树银花的国庆夜晚、穿着民族服装和高腰皮靴、以优美自如的舞步、在三十一中校旗的指引下周游天安门广场上各单位,就是在王学礼老师优美的琴声中经历的。美好的通宵达旦。手风琴很沉,可没人替他。
　　又有一年,在学校的元旦联欢会上,徐嘉老师来到我们班。他说:“我可以给大家唱一首印尼民歌,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得把灯关了。”一片叫好声中同学七手八脚把灯全关了。“宝贝,你爸爸参加了游击队,去打击敌人呀,我的宝贝……” 悠扬深情的印尼民歌回响着。不知是谁带了手电筒,一束强光正好照到徐嘉老师的脸上。徐嘉老师那个醉呀……无法形容! 印象之中,再也没有见过那么英俊、那么深情、那么潇洒、那么自然的表情了——虽然只是一刹那。什么李双江、蒋大为,以及当代歌星刘欢等等,等等,都差远了。当然,他们在没灯光时可能会更好一些。
　　上山下乡时 , 二十几人住在一起。有一个晚上,关了灯,我突然想起徐老师,我也极度深情的学着他唱《宝贝》,但我把歌词改了:“宝贝,你爸爸参加了革——委——会 ……”在那震天的笑声中,蕴含着几多苦泪几多愁!

怒发冲冠

　　陶伯英老师教我们高中语文,平时他都是理“板寸”。像钢丝一样的头发根根直立,很精神。忽然有一天,他以吹得非常平整的分头上课来了。同学们一见,哄笑起来。陶老师幽默地说:“我以前是怒发冲冠,现在,我把它压下去了!”
　　现在想,那句话可能有极深的内涵。但当时只觉得陶老师这一默,幽得好。八十年代我在燕山石化教书,楼下张万友老师是北大燕化附中的高级语文教师,听说我是陶老师的学生,竟对我了几分敬意,并说:“陶伯英! 那是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师爷!” 听了这话以后,我内心极度懊悔——说起来话长……
文革刚一开始,偶然的机遇使我参加了业余京剧团,演的是样板戏。可业余剧团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好与坏的影响都反射在还没完全走出校门的纯净的学生身上。除了好的,我也学了一些坏毛病,如抽烟、巧言令色、好逸恶劳。
　　军训时在顺义县秋收劳动,我和陶伯英老师一起住在农民的家里,那些新鲜热辣的坏毛病被我表露得淋漓尽致。秋收完了,临走时,房东终于忍不住了,大吵大闹地 了我一顿。全过程中,陶老师没有责怪我一句,还帮我在房东面前说了不少好话,但他那责怪的眼神却令人难忘。看着他的眼睛,当时的我是悔而敬之!
　　这件事我放在回忆录里,是想说明:当春风潜入夜、细雨润无声的时候,真正的春风和细雨不会给自己挂标签——“我是春风——我是细雨!”陶伯英老师就是这样的春风和细雨。同样,只要是春苗,也就一定会萌发。而被用春苗作美喻的年轻人,如果对春风和细滴的滋润麻木不仁,离坏死也就不远了。
后来的生活历程中 , 我又接触过许许多多像陶伯英老师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极大的善意影响别人的知识分子。
春风不断!细雨绵绵呀!

找对象

　　高中时我是哑铃操的队员。雪白的背心、雪白的裤子、雪白的球鞋、配上鲜红的哑铃,在国庆节通过天安门广场!那是多少校友的美好回忆呀!
　　那时穷,白背心、白裤子、红哑铃是学校出,但白球鞋得自己解决。如果自己买不起,那就得借了。
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练习后,我们集中在一起半蹲半坐在立起的哑铃上,徐培文老师面对我们,站着训话:“没有白球鞋的,要向同学借!学校那么多穿白鞋的同学,你们也看得到嘛!你们要会观察——找准对象,你们就盯住喽!”
　　也巧了!正好女八中孔雀舞的队伍从我们面前、徐老师身后静静地走过。“找准对象,你们就盯住喽!” 这句话两校的人都听到了。男校三十一中的傻小子们望着女八中孔雀舞的队伍这个开心呀,笑得徐老师不知怎么回事。回头一看,女八中孔雀舞的队员们红着脸、低着头、笑盈盈地迈着孔雀般的轻盈步子前进着。徐老师也笑了,他这一笑不要紧,竟然使三十一中的傻小子们笑得几近疯狂了。
穷 , 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徐培文老师因工作出色曾获周恩来总理接见。)

卖 苤 蓝

　　高中的数学是教学严谨、在京城颇有名气的伊去病老师教的。他为人也严谨,少有玩笑。
　　有一次上二次曲线,教室临街（好像叫新开胡同),有一个卖菜的大声吆喝:“卖苤蓝喽!” 谢文隽的外号叫“苤蓝”, 所以大家都笑了起来。伊去病老师用深邃的目光扫向大家,笑声嘎然止住!伊去病老师继续讲课,一会儿卖菜的又大声吆喝:“卖苤蓝喽,买回家腌酱疙瘩喽!”
　　有时我们也叫谢文隽“酱疙瘩”。可这时慑于伊去病老师的威严,谁也不敢再笑了,只有坐在谢文隽旁边的席志农放声大笑,声音还挺宏亮,引起几个同学跟着小声地笑。伊去病老师由黑板转过身,靠在讲台上说:“席志农,我在这儿讲二次曲线,你不听,呆会儿你去问那个卖苤蓝的,他能告诉你吗?”这下我们可都开怀地笑了。笑伊去病老师的幽默,也笑“买回家脆谢文隽”, 还笑席志农胆子可真不小。
　　关键时刻能化解学生的涣散、归拢学生的思路于幽默之中,没有一定的功底和涵养是难以驾驭的。

友谊和荣誉

　　我和宋占波都是校体操队队员,六五年我们曾为学校争得“北京市中学生体操比赛”团体第三名的荣誉,个人项目也取得了好名次。队中还有俞唐、赵景生等,教练是袁家华老师。
　　我们的体操启蒙老师是徐培文老师,他好像是中国第一批国家一级体操运动员,水平很高很全面。队中只有赵景生是什刹海体校科班的,其余的人是在徐老师和袁老师的指导下学的,教物理的杨玺老师也指导过我们。我们就是利用学校的垫子和沙坑练的自由体操、双杠、吊环、鞍马、单杠、跳马,器械虽简单但全有,可保护设施欠奉,只好互相保护了。“注意点儿,小命就交给你了,走!”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头禅。受伤是难免的,袁家华老师在保护俞唐的团身后空翻时被俞唐的胳膊肘撞破眉骨还缝了针。这种命在朋友手中的友谊,你说珍不珍贵?
　　有一次,我和宋占波一起在操场上练习。我们站在一个课桌上向下翻后空翻,宋占波翻得很漂亮,该我了。由于打开身子晚了,我的脸拍在课桌上,火辣辣的疼。在旁边观看的一个校友说:“哼,又臭显、又危险!”在我的眼还看不太清时,听到了这种挖苦。宋占波一个箭步冲上去抓着他的衣领,说:“你再说一遍!”那个同学马上改了口告饶。练体操的劲儿可都不小。宋占波替我出了口气。
　　说来也怪,这样拍下来的出血伤口并不在鼻子尖、眉骨、下巴毅等突出的地方,而是在人中、鼻梁上端、下巴额和下嘴唇之间这些凹进去的位置,不知为什么。

共 青 团

　　我在三十一中上了六年学,从初一到高三,但没能加入共青团!原因嘛,说我虚伪。
　　这倒不假。今天回顾,这种虚伪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个人的、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都有。
　　我家六子女,我是老五。土改时几乎被清算,因大姐是1946年入伍的解放军,所以农村的房屋财产得以保留。北京的店铺在工商改造时被公私合营了,那时我小,对此一无所知。但生活所迫,1953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前被送到大姐家寄养。我极其怕她,极其活跃的我一离开家就马上可以找到欢乐,但回到家一见大姐就怕,怕得出汗。双重性格可能就在那时形成的吧,还有当时的政治环境。我具体地生活在军区大院,用的是军用品,穿的是旧军装,与高干子女为伍；但要写出身,得写中农,这已经有小小隐瞒了；如按城市阶级划分写,再隐瞒也得写小业主。文革中父亲的工作单位命他戴上写有资本家的黑袖章,他一下班就把黑袖章卷到袖子里,生怕被街坊四邻的看到。
　　一面是“光荣加明亮”, 一面是“耻辱加黑暗”, 我生活在这种夹缝当中，不虚伪?生活在实实在在的“光荣”的环境里,但得成天心里发毛地回避“耻辱”!或者说:有着这样不光彩的出身但总是像革干和工农子弟一样高谈爱党爱人民!
　　小学时,我曾和抗美援朝回国的英雄同吃同住同欢乐；和朱良才的警卫员睡一间房,他们不知多少次把从睡梦中掉下床的我抱回床上；玩他们的手枪、爬他们的肩膀 ……我爱他们,向往着和他们一样为祖国立功。但,越长大越没人相信!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也就认命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狗崽子”了,老老实实地改造不就没事了嘛,也许能入团。
　　宝贵身子贫贱的命,虚伪呀!
　　许多年之后,当我分析自己心理之形成后,虽然我没有怪过当时的班主任和团支部书记,但有一种期盼:他们如果能够在做出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解救我就好了。可话又说回来,这种期盼也太不合时宜了。解救你?在当时来说,谁解救谁呀!
　　来香港之前我教了十五年书 , 深感成功的是后期理解学生了 , 急学生之所急 , 想 学生之所想 , 甚至有学生认我为干爹。
　　香港教育界不承认大陆学历,无法在香港从教。我觉得香港的教育和香港政府对经济活动一样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学生的思想教育多数靠家长和学生自己。政府和老师只是在法规、法律上去落实一定的条例和规范,所以,“虚伪”的人不多。好的,可以成为世界级的精英；坏的, 也可成为世界级的人渣!
　　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 教育也逐步以人为本了。既不能像文革时期扭曲人的性格,又不能像香港这样自由放任。对当今大陆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中国历史的悠久没人可比,文革的灾难也没人可比,只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我们中国的教育一样会是世界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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